粤港澳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40年来，粤港澳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整合：第一次是工业经济的整合。从1978年到2003年，港资企业北移，形成了香港服务、广东生产的“前店后厂”的垂直产业链分工，催生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奇迹，而香港也成功实现了由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转变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是这一时期粤港澳区域合作的一大风景线。第二次是服务经济的整合。从2003年以后的10多年，CEPA这一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粤港澳服务业的专业分工和进一步整合，广东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部门的覆盖率达95.6%，三地共同营造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生发展的蓬勃态势。

    然而，粤港澳合作从第一阶段的“前店后厂”互补式分工过渡到第二阶段“厂店合一”式竞合相间的分工格局，原有的合作机制和组织架构局限性凸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标志着粤港澳进入共同发展新阶段。这个阶段要解决粤港澳合作目标和动力分化的问题，建立开放新格局、拓展市场新空间、打造产业新结构、形成科创新体系。粤港澳三地须携手共同担起重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一流湾区，无不是科技创新领先的高地。香港一直在强调创科产业发展，深圳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创新领头羊，广州推出IAB—NEM产业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已勾勒出雏形。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是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主线方向。大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三地共同的目标追求，也是三地合作的动力来源，是开启合作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更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对外开放深入，我国从过去利用本土低成本要素资源从事加工生产、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开放模式，越来越转向利用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服务好国内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开放模式。上一阶段对外开放，香港充分发挥了招商引资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新一轮对外开放，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需要携手并进，利用好珠三角产业链和港澳国际供应链的优势，共同承担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角色。

    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破除各种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束缚，推动要素流动便利化，进一步推动湾区投资贸易规则一体化，打造营商环境高地。这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命题，既有利于化解香港从业者通常面临市场狭小等瓶颈，也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连接两种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最终形成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共同体，为港澳和内地商业提供更为广阔市场空间。

    大湾区要立足港澳的现代服务业优势和珠三角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构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附加值上台阶、生活性服务业上品质、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高科技制造业核心能力突破，最终培育出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大湾区要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形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需要充分发挥港澳科研基础、珠三角产业实力和内地巨大市场三种优势，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金融资源、科研资源和产业资源紧密结合，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构筑大湾区科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