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时代周报》，2018-01-16
[摘要] 像广深港关联的贸易链已经在引领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包括江西、湖南等省份，在贸易链当中实际跟大湾区也是一体的，它们最终的产品出口要么就选择上海，要么选择深圳或者香港。
专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
粤港澳大湾区要做引擎，促进内陆城市共同发展
2018年1月8号，广州风雨萧瑟。早上九点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话题的升温，申明浩参加了50多场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解读的宣讲活动，讲座和奔波成为他去年工作的关键词。申明浩笑着解释：“除去日常的行政和科研工作，每周基本要做两三场讲座，回家后有时还要做政策咨询服务，最忙的时候几乎没有下班的概念。”
不到半小时，申明浩接了两个工作电话。身处紧凑的工作节奏，申明浩坦言：“不觉得科研工作辛苦。我不喜欢过多的应酬，更愿意把重心放在家庭上。教育小孩、做家务、陪伴亲人，都是自我调节和休息的方式。”
对申明浩而言，能够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亲身体会其间的变化，是难以言喻的奇妙体验。申明浩说，每天傍晚接送小孩回家，从车窗里看到这个城市辽阔的暮色，时常让他觉得：路途的终点，是一个无垠的空间。
大湾区热背后
时代周报：过去一年，南中国迎来“粤港澳大湾区”热：继全国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安排获批，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这一热潮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申明浩：一方面，中国正在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香港自身内部存在危机。这两年，香港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被新加坡赶超，香港没有抓住互联网高科技兴起的机遇，仍然依靠过去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金融、地产等行业占据大量资源，本地的风险投资交易额不足，高新技术创业的活力不够。香港也在反思：大湾区的建设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港澳方面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论从一国两制的政治意义，还是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都有重要价值。我在深圳和香港机场的经历是最直接的例子，去年，深港机场的年旅客总量已超1亿人次，珠澳机场的客流量则是1200多万人次，这种差距反映了大湾区东西两岸的不平衡。
时代周报：具体到广东、澳门、香港三地政府，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分别有哪些重要的政策落地实施？
申明浩：三地都有相关的政策部署，有的已经实施，有的正在计划。
广东省是最明显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联通，如广州白云机场扩容、第二机场开辟、新高铁站的改造、新修十座车站等。第二是在贸易便利化和营销环境国际化方面做的努力，比如广州南沙的自贸区要打造南沙的国际金融岛，实现与香港金融规则的对接。第三是在创新科技产业方面的规划，如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布局十个平台，吸引全球高端的科技要素。这条科技创意走廊与之前提出的珠江西岸的制造业产业带呼应，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支撑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方面，特区政府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办公室，积极跟进和落实中央的政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首次施政纲领中专门提到了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举措。另外，香港在广深港高铁建设、探索一地两检的通关便利化模式方面的政策也基本落地。澳门方面，主要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初步框架做努力，即“两大角色、三个定位、八项重点工作”。
打破交通壁垒，中心城市房价将有所收敛
时代周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珠港澳大桥的受关注度极高，以它为代表的交通项目工程将发挥什么作用？
申明浩：粤港澳大湾区将在入海口地区搭建环湾的网状走廊，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便捷流动。目前，港珠澳大桥已经完工，几个基础交通工程也逐步完成。与东京湾、纽约湾、伦敦、巴黎等地区相比，中国的城市半径在30公里以内，偏小，城市发展呈扩散状态，交通建设将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让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地连成一个整体。
交通联通之后，中心城市高企的房价会有所收敛，目前深圳的房价是珠三角的顶点，远高于其他城市，包括广州。未来，深圳人口将最先扩散到临深的区域，包括惠州的大亚湾、东莞的长安、中山的翠亨新区等；同时商业、教育、医疗等要素也会随之分散，城市居民的居住品质空间会不断提高。届时，从广州南站到惠州南站只需要70分钟，从深圳北到惠州南站只需要25分钟，城际联动加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初步形成，这对整个湾区的居民生活、工作都是利好。
时代周报：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有学者提出可以参考欧元区国家的经验。但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暴露出了在统一体机制下，个别成员国消极怠工、自扫门前雪等问题。大湾区建设能从中得到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申明浩：谈区域一体化发展，欧盟是个典型的例子。受限于地理因素，欧洲各国需要通过统一市场来解除经济增长各方面的约束，所以经历了从共同体过渡到欧盟，从关税同盟发展到货币统一的形态。在货币改革方面，欧元是个重大的创举，在发展之初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整个组织东扩，国家之间的发展程度和体制机制不同，经济落差逐渐增大。最后，经济发展动能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危机的诞生。
反观粤港澳大湾区，并不存在后一阶段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群都是粤语区，文化上同宗同源，经济差距相对较小，经济发展动能基本一致。立足于国家大局，每个城市都在积极发展本地的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大湾区内部一体化比欧盟更具条件，向心力更强。
我们现在关注的还是要素的便捷流动，如何让通关更便利，实现一地两检或者两地一检，在贸易、供应链和产业方面做到更顺畅的连接。目前，大湾区一体化的程度远比不上欧盟，内地九市与港澳的制度差异导致资源流动出现障碍，单边开放的格局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外汇方面仍处于管制阶段，所以，如何处理好三种货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人提出先做联系汇率，再创造新的货币，但我认为不需要创造新的货币，人民币本身已经走强，问题在于如何跟港澳货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香港是人民币最大的境外资金池，承载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如何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先进，是大湾区一体化中香港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拭目以待的。
时代周报：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全球视野，致力于配置世界高端人才资源。就你了解的情况，目前大湾区的国际人才引流情况如何？
申明浩：布局高端产业，打造良好的环境和配套设施，是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广深已经显露明显的趋势。我在广州、深圳居住的小区里，有一半是来自欧美、日韩的技术人才或企业高管。
未来，大湾区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还需要在要素流通方面作出改革，也需要中央下放更多的管理权限。比如，去年，继开放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停留之后，公安部又在广州等地开放外国人144小时（六天）免签过境，不过还是采取同口岸进出的政策，如果未来能进一步作出改革，比如从上海入境的能从广州或深圳出，那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人才流动将再次加速。
时代周报：由于各个城市发展程度不同，其单位劳动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势必让中小城市的人才、技术、资金往中心城市、发达城市转移，有人认为这将进一步扩大经济差距，造成大湾区内部的不平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申明浩：人口和资金向大城市流动是全球性规律。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都是人口流入区，广东省则一直是人口流动最大的省份。
对以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其他城市而言，深圳的高端产业、香港和广州的生产服务业都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从而有望带来经济更深度的融合。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意味着城市环境会有所改善。在广深港龙头城市的带动下，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吸引力都会增强，珠三角其他城市能够承载广深产业的迁出，未来发展空间也会更大。
实际上，像广深港关联的贸易链已经在引领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包括江西、湖南等省份，在贸易链当中实际跟大湾区也是一体的，它们最终的产品出口要么就选择上海，要么选择深圳或者香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湾区更像一个带动引擎，在产业升级方面提供增长极的作用，在贸易规则制定方面承担着相应的职能，将促进内陆城市共同发展。
